第三个历史决议与新中国史研究笔谈

　　［编者按］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取得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各方面成绩斐然，积累了丰富的成功经验。随着新中国历史的向前推进，新中国史研究也呈现出可喜局面。1981年通过的《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为促进新中国史研究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进入新时代，党和国家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对新中国史研究提出了新的要求。2021年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这是党的历史上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为新中国史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为进一步学习领会决议精神，更好地推进新中国史研究，推动新中国史“三大体系”建设，本刊特邀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杨凤城，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朱汉国，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北京高校思想政治理论课高精尖创新中心研究员宋学勤，复旦大学历史学系教授金光耀等长期耕耘在新中国史研究与教学领域的学者，从大历史观、方法论、叙事体系、时空观念等角度撰写了相关文章，以飨读者。

　　大历史观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

杨凤城

　　大历史观是近些年尤其是2021年以来学界和理论界关注的热点之一，其直接原因是习近平总书记的倡导。当然，就纯学术领域讲、就学术史而言，提起大历史观，人们会想到著名美籍华裔学者黄仁宇倡导的“大历史”视野或曰“大历史观”。黄仁宇在研究明代财政税收史的过程中，在联系思考近代以来中国命运的过程中，在对比中西历史异同的过程中，深感“放宽历史的视界”的重要性，因而极力提倡“大历史”，并得出能否“在数目字上管理”是古代和现代国家治理的关键区别。当然，提起大历史观人们还会想到法国年鉴学派特别是其代表人物布洛赫、布罗代尔等。事实上，黄仁宇的研究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年鉴学派的影响或启发。年鉴学派倡导一种“总体历史”观念，强调历史是“整个社会的历史”，由此出发，关注中长时段内以经济生活为重心的社会结构性变迁，包括地理环境因素的影响、人们的心态与精神世界等，但是，他们漠视甚至鄙视政治史。习近平提出的、学界与理论界积极响应的大历史观，虽然在一些思想因素方面、在一定程度上，与国际历史学界的“大历史”视野、“总体历史”观念有某种关联和相似处，但是，两者无论在源起、指向，还是在原则、立场等方面，均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们所言的大历史观，是出于对中国共产党历史奋斗、对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发展的认识，大历史观当然会涉及方方面面，但其核心议题是党和国家，出发点和落脚点是政党和国家这一最重要的政治范畴，首要的指向恰恰是政治史。更重要的是，大历史观是唯物史观的必然要求和重要体现，唯物史观所提供的立场和原则构成大历史观的灵魂和根本遵循，运用大历史观能够更好地总结历史发展规律、廓清历史发展趋势、总结历史经验。

　　自中共十八大以来，习近平多次论及大历史观，特别是2021年2月，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中，他明确提出：“要教育引导全党胸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树立大历史观，从历史长河、时代大潮、全球风云中分析演变机理、探究历史规律，提出因应的战略策略，增强工作的系统性、预见性、创造性。”从习近平的有关讲话看，大历史观就是强调从历史长程或长时段、从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的广覆盖、从人类文明进步与制度竞争的宽视野，去评价历史事件、历史人物和某阶段的历史进程，要抓住历史发展变化的关键节点，重在认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共产党执政规律，善于总结历史经验、以史鉴今。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以及11月18日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以下简称第三个历史决议），都是运用大历史观的典范。

　　无论从习近平有关大历史观的重要论述看，还是从大历史观的典型文本看，大历史观对于进一步深化中华人民共和国史研究（以下简称新中国史研究）无疑具有重要指导和启发意义。下面，本文围绕这一问题谈些看法。

　　在中华文明长程中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

　　从大历史观看新中国的历史，首先需要将之置于近代180余年来的历史长时段中，看其对中华民族命运与中国历史发展带来的根本性转变，同时也要将之置于5000余年中华文明史的长程中，看其与中国自古以来历史的接续、延续，看到其在给中华民族带来翻天覆地的全方位变化的同时，也在不断光大中华文明，是继续发展，而非断裂和告别。

　　新中国的成立标志着中国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其转折意义显而易见，也是人们长期以来最为关注且研究较为深入的内容，本文想强调的是，从大历史观出发，还需要加强新中国史与整个中国历史包括近代史的接续、延续研究。就中国近代以来的历史而言，工业化的起步、现代政府架构的初创、现代教育的发展、现代民族国家观念和爱国主义意识的培育、自由民主及个性解放等现代理念的生长等均构成新中国继续前行的基础，对此既不能夸大，也不能无视。举例而言，著名学者许倬云先生曾经分析民族主义在西方和中国导致的不同结果。现代民族主义源于西方，是在当时各民族反对天主教教廷体制的过程中形成，目的是建立民族国家，因而对于整个欧洲而言是一个“分”的过程。而中国王朝是天下国家的普世秩序观念，本来就包含很多族群，中国革命将西方的民族主义理念借来，以反抗西方殖民帝国主义，由此带来的是，“近代中国建构国族的方向是聚异为同”，恰好与欧洲相反。“中国革命由反满兴汉，演变为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又转变为孙中山‘内部各族平等’及‘联合世界平等对我之民族’两项诉求，中国成为多元的庞大共同体，实为世上所仅见”。在这个过程中，“许多汉人自以为是炎黄子孙，有些汉族以外的族群，也在建构其祖先与汉族同源的理论”；也是在这个过程中，“中华民族”概念萌生并迅速成为全国各族人民的共识。由此来看新中国创造的社会长期稳定的奇迹，来看新中国单一制国家下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的建构和行稳致远，就更有历史纵深性，因而更有说服力。

　　从大历史观出发，看新中国70余年的奋斗与整个中国历史的接续，更提出了诸多新课题。习近平经常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植根于中华5000年文明沃土，这给我们提供了用大历史观看问题的广阔空间。实际上，他在这方面也给我们做出了榜样、提供了指导，例如，他在庆祝改革开放4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中华民族充满变革和开放精神……自古以来，中国大地上发生了无数变法变革图强运动，留下了‘治世不一道，便国不法古’等豪迈宣言。自古以来，中华民族就以‘天下大同’、‘协和万邦’的宽广胸怀，自信而又大度地开展同域外民族交往和文化交流，曾经谱写了万里驼铃万里波的浩浩丝路长歌，也曾经创造了万国衣冠会长安的盛唐气象。正是这种‘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地势坤，君子以厚德载物’的变革和开放精神，使中华文明成为人类历史上唯一一个绵延五千多年至今未曾中断的灿烂文明。以数千年大历史观之，变革和开放总体上是中国的历史常态。中华民族以改革开放的姿态继续走向未来，有着深远的历史渊源、深厚的文化根基。”

　　毋庸讳言，由于中国有着两千多年漫长的封建社会，特别是在西方工业文明兴起之际落后于时代，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中国逐步成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国家蒙辱、人民蒙难、文明蒙尘。因此，人们在回顾历史之际，在肯定中华民族曾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的同时，往往将重点放在对中国历史中的保守、惰性因素的分析上，强调“法先王”“祖宗成法”“祖述尧舜，宪章文武”的传统。在民主革命过程中，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和革命者，往往警惕中国历史上的宗法制度、皇权专制、小农经济、儒家正统思想等对于人民解放和中国走向现代化的阻碍作用。新中国成立后，为了尽快摆脱落后的农业国状况，人们往往更强调社会主义作为人类历史上崭新制度的开天辟地意义，以及学习苏联工业化现代化道路的意义。在改革开放初期，当放眼世界、痛感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因而打开国门对外开放，强调吸收人类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的时候，人们看重的是反思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停滞的原因，感兴趣的是解析中国封建社会的所谓“超稳定”结构，一些人甚至提出告别“黄土文明”，拥抱“蓝色文明”“海洋文明”的极端化主张。

　　随着改革开放和现代化事业的成功推进，学界政界、国际国内对中国历史与传统的看法逐步发生变化，越来越公正地看待中国中古与近古时期一直处于世界发展前列的历史成就及其对人类的贡献，校正所谓“长期停滞不前”的笼统认识，越来越理性地看待中华传统文化对于现代市场经济和工业文明的人文价值，校正简单化地诸如传统与现代的截然二分的认识和评价，等等。新中国经历了70余年发展，历史走到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已经稳居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地位，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正在稳步迈向高收入国家行列，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新征程，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也更有能力和信心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正是在这样的新时代，习近平告诉人们：“观察和认识中国，历史和现实都要看，物质和精神也都要看”；“脱离了中国的历史，脱离了中国的文化，脱离了中国人的精神世界，脱离了当代中国的深刻变革，是难以正确认识中国的”。中国历史及其传统是多维的、立体的，我们还有改革和开放的一脉、改革和开放的传统；也正是在这样的新时代，习近平提出了“历史自信”的重大命题。强化新时代站位，善用大历史观，深化新中国史研究，其意义就在这里。

　　从大历史观出发，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指出：“中国共产党一经诞生，就把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确立为自己的初心使命。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党的百年奋斗，其主体部分是执政新中国的70余年，那么，怎样把大历史观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结合起来，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便成为重大课题。新中国是中国共产党长期执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党是最高政治领导力量，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党的百年奋斗的历史主题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那么，新中国的历史主题是否也可以等同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呢？或者由此出发，得出一种既能体现新时代站位又能彰显新中国史特点的新界定？如果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也是新中国的历史主题，那么，其历史主线如何理解和界定呢？在以往相关讨论中，社会主义的建立和发展是多数学者认同的历史主线，那么，我们现在是否可以界定为：党团结带领人民建立、巩固和发展、创新社会主义，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从而找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构成新中国历史主线。

　　不管怎样界定新中国历史的主题主线，从民族复兴的主题和视角出发，深化新中国历史研究、构建历史新叙事，无疑构成新时代的新任务。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和中共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第三个历史决议，对党在不同历史时期的奋斗为实现民族复兴做出的特定贡献进行了阐述，其中和新中国史研究直接相关的是：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党团结带领人民创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伟大成就，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习近平还经常用“站起来、富起来、强起来”概括党带领人民在民族复兴之路上取得的递进式成就等。

　　可见，民族复兴叙事的总体框架已经树立，新中国史研究需要及时跟进，深入研究民族复兴“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的内在构成及其形成过程，需要对民族复兴“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的探索、结构及其与改革开放的关系做出深度解析，对“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做出实证说明，需要对民族复兴“更为完善的制度保证、更为坚实的物质基础、更为主动的精神力量”做出历史的和国际的纵横比较，等等。总之，建构民族复兴的新叙事，提炼民族复兴叙事的标识性概念，厘清民族复兴的阶段演进，并进行方法论创新，成为摆在新中国史研究者面前的时代任务，构成新中国史研究新的学术生长点。

　　在历史长时段中深化对重大事件、重要人物的研究

　　放宽历史视野，拉长历史时段，运用大历史观，结合民族复兴的历史主题，深化对重大历史事件、重要历史人物的认识和评价，是新中国史研究者应有的新时代站位和学术敏感性。

　　例如，对于20世纪50年代的社会主义改造运动这一重大历史事件和历史节点，从民族复兴的大历史观出发，便不必拘泥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长短、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时机问题，不能机械地理解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原理而纠结于社会主义在中国是否早产的问题，而是转换站位与角度，充分认识中国通过社会主义改造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对于民族复兴的决定性意义。实际上，中国共产党作为一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始终坚信马克思揭示的人类由原始社会到共产主义社会的历史发展规律，有走“历史必由之路”的高度自觉；中国共产党在成立之初，就认定只有社会主义能够救中国、发展中国，只不过这个问题被首要任务民主革命推移到未来。更重要的是，民族复兴是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内心深处的渴望。苏联通过社会主义制度在较短时期内由欧洲落后国家变为工业强国的现实，对于执政全国后的中国共产党人而言具有极大的榜样吸引力，“学习苏联”成为时代共识。社会主义改造完成后，在单一公有制基础上通过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把有限的资源集中起来投入国家最需要的工业项目上来，经过30年左右的努力，建立了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从而使新中国走上独立自主发展道路，而不是一些国家的依附性发展。以大历史观之，改革开放后中国之所以能够在不断扩大对外开放的同时，底气十足地坚持独立自主，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改革开放前打下的工业基础。由此，我们也需要从大历史观出发，对传统社会主义体制在特定时代发挥的特定作用做出公正评价。

　　当然，选择社会主义作为民族复兴之路仅是第一步，历史表明，真正走好这条道路并非易事，习近平就此指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作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是党和人民历经千辛万苦、付出巨大代价取得的”。这其中就包括曲折和失误，例如“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以下简称“文革”），一个带来国民经济比例严重失调，一个带来十年政治动荡。但是，从道路探索的角度看，由大历史观之，“大跃进”蕴含着借助历史上成功的大规模群众运动经验以探索更快的中国经济发展之路的努力，而“文革”在某种意义上则带有创造有别于苏联的全新社会主义的主观意图。当然，理想归理想，现实归现实，主观愿望与客观效果之间的大相径庭是不争的事实。

　　恩格斯讲过，“没有哪一次巨大的历史灾难不是以历史的进步为补偿的”。如果我们把“文革”与“改革”放在大历史的连续链条中看待，确是如此。从历史的中长时段看“文革”，它的一大作用是把传统社会主义模式中的某些弊端以夸张的方式充分放大开来，令人无法回避。邓小平不止一次谈到“文革”的作用“就是教育我们要改革开放”，“我们改革的内容为什么那么广泛深刻呢？因为我们有‘文化大革命’的教训”。对此，笔者认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直接源于反思‘文革’，当然很快又远远超越反思‘文革’，而是覆盖新中国建立以来的全部历史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史。换言之，以‘文革’为触媒，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在深刻思考和总结整个社会主义运动历史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开辟的”。

　　由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长时段”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大历史”看改革开放对于社会主义的创新创造，我们能更准确而深刻地认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历史继承性与创新性，认识其作为一个制度体系的内在结构。经济是社会发展变迁的基础，改革开放最鲜明最重要的创新也是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即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共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共存。而传统社会主义模式最重要的特征则是单一公有制、高度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按劳分配原则（在实践中往往是程度不同的平均主义）。自从1936年苏联宣布建成社会主义、公布被视为人类历史上第一部社会主义性质的宪法以来，人们一直如是认知社会主义，而且《共产党宣言》《哥达纲领批判》《资本论》等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也对此提供了足够明确的理论支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标志着对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突破，是一种原则和结构意义上的创新创造。如果没有这一创新创造，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特色”将在很大程度上不复存在，改革开放带来的“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将无从谈起，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快速发展的奇迹将难以造就。

　　换言之，改革开放在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方面的创新创造是整个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石，是区别于传统社会主义模式的标志，是我们讲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开创于改革开放新时期的主要依据。当然，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一个接续奋斗的过程，同时是一个制度体系，也就是说，新中国的不同时期均对之有不同的贡献，没有改革开放前奠定的根本政治前提和进行的探索，就不可能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成功开辟。对此，习近平有过专门论述：“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有改革开放前和改革开放后两个历史时期，这是两个相互联系又有重大区别的时期，但本质上都是我们党领导人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在改革开放历史新时期开创的，但也是在新中国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并进行了20多年建设的基础上开创的。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而是要在看到两个时期区别的同时，看到其继承性和连续性。无论改革开放带来的创新创造如何巨大，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首先是社会主义而不是别的什么主义。改革开放前奠定的党的领导制度、人民代表大会制度、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等社会主义根本制度和基本制度经过改革日益巩固完善，它们既有延续性继承性，也是改革的对象和内容之一，不过，与经济领域不同，上层建筑领域内的改革不是原则和结构意义上变革，而是在基本架构内基本原则下的自我健全和完善。习近平讲过：“总体上不存在中国改革哪些方面改了，哪些方面没有改。问题的实质是改什么、不改什么，有些不能改的，再过多长时间也是不改”。这两句话对于我们全面理解改革开放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系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实际上，对于文化、教育、科技、社会、生态等领域的改革，其继承性与创新性，其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关联度，也应如是观。

　　由上述分析出发，运用大历史观，我们也能够更深刻地认识毛泽东、邓小平等这些改变了中国命运的领袖人物的历史贡献和独特的历史地位，特别是能够更清晰更客观地认识和评价一些具有连续性但解决路径却判然有别的历史问题，如共同富裕的目标追求和实现路径问题等。

　　共同富裕是中国共产党人矢志不渝的追求，也是社会主义的本质体现。但是，在如何实现共同富裕的路径选择问题上，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和以邓小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采取了两种战略安排。毛泽东当年非常看重公有制对“一起富裕”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基础性保障作用，单一公有制或公有制的绝对优势地位是制度红线。这也许能够解释，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后，中央领导层提出“搞点私营的”、搞点“自由市场”做补充的设想难以实现，因为人们对社会主义的根本性认识还是与单一公有制、计划经济体制连在一起，其他仅是一种政策调整。然而，单一公有制和指令性计划带来的平均主义、低效率以及其他问题又无法回避。邓小平作为过来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提出了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先富带动后富、实现共同富裕的“大战略”。毋庸讳言，鼓励部分地区和人群先富起来，合理拉开收入差距，效率优先、兼顾公平，这些一度在党的代表大会报告中明确的方针，确实引发了贫富差距、城乡差距、地区差距等问题。但是，同时还必须看到，东部沿海地区的迅速发展，带来了中国经济实力、综合国力突飞猛进的增长，这样，中央政府才拥有巨大财力通过转移支付等手段支持中西部地区发展，才有可能利用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安排东部地区大力度支援中西部地区，城市支援乡村，让精准扶贫、精准脱贫落地，保证了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从而在共同富裕道路上竖起一座里程碑。这个例子说明，立足于新时代，放宽历史视野，对于新中国某些重大历史问题的认识无疑会更全面更深刻。

　　在国际宽视野中深化新中国史研究

　　在人类文明进步和制度多样化演进的宽视野中看问题，是大历史观另一重要特点。在全球化、信息化的当今世界，在中国综合国力进入世界前列、日益走近世界舞台中央的新时代，新中国史研究需要进一步增强国际视野。中国共产党作为新中国的执政者，立足本国，放眼世界，在为民族谋复兴的同时，为人类谋大同，是其特质和鲜明追求，新中国成立70余年来不但给中国人民带来翻天覆地的变化，而且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这就需要把新中国史置于国际比较的宽视野中进行认识和评价。

　　中国共产党诞生于十月革命开启的人类历史新潮流中。可以说，党从成立的时候起，在从事本国革命建设改革的过程中，始终放眼全球、胸怀世界且对时代潮流极为敏感，从来都是把中国的前途命运与世界发展大势、时代潮流联系在一起。古人言：“虽有智慧，不如乘势”。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奋斗做到了这一点。

　　新中国成立后不久便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党对时代潮流和世界发展趋势的研判，进一步言之，两次世界大战充分暴露了资本主义的弊端，尤其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沉重打击了帝国主义及其殖民体系，重塑了世界格局。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忙于战后恢复和制度修补，殖民地半殖民地的民族解放运动风起云涌，苏联社会主义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呈现蓬勃生机，东欧诸多国家的发展程度与中国相差无几，甚至一些比中国更落后的国家也宣布选择或者准备走社会主义道路，这些都是重要的时代背景。中国选择社会主义道路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背景需要进一步研究，更重要的是，把中国的道路选择同战后新独立国家的诸种道路选择及其后果进行比较，尤其是与人口、国土面积、发达程度相近的国家进行比较，这种比较应该放在30年、50年、7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段内才更有意义，应该是既有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等分领域比较也有全方位的综合比较才更有意义，应该是既衡量阶段性进展又评估长期结果的比较才更有意义，应该在比较的基础上分析成就与问题背后的制度建构与创新才更有意义。

　　启动于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中国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同样是中国共产党放眼世界、科学研判时代潮流的结果。面对和平与发展已成为时代主题，科技革命日新月异，经济全球化迅速发展的世界，面对中国落后于发达国家二三十年的残酷现实和人民摆脱贫困、走向富强的强烈渴望，党做出了改革开放的重大决策，从而成功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创造了日益引起世人瞩目的经济持续快速发展和社会长期保持稳定的两大奇迹。2004年5月，英国伦敦外交政策研究中心发表了一份研究报告，名为《北京共识》，认为中国通过努力、主动创新和大胆实践，探索出了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模式。这种发展模式不仅适合中国，也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效仿的榜样。曾经在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后提出“历史终结论”的日裔美国学者福山也修正了自己的观点，认为“中国模式”的有效性证明，西方自由民主并非人类历史进化的终点，人类思想宝库要为中国传统留有一席之地。

　　中国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程与成就，需要放在世界文明发展史、放在人类社会多样化的制度演进与优势竞争中看待，需要放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从理论到实践、从一种模式到多种模式的500年大历史中看待，不但要同曾经是和现在依然是社会主义的国家比较，同发展中国家比较，而且也要同发达国家比较，只有在比较中，才能更清楚地看到不同制度和治理模式的优劣，才能充分认识中国用几十年时间走完发达国家几百年走过的工业化历程，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拓展了发展中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途径，给世界上那些既希望加快发展又希望保持自身独立性的国家和民族提供了全新选择”。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凯歌行进使科学社会主义在21世纪焕发新的蓬勃生机，“世界范围内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意识形态、两种社会制度的历史演进及其较量发生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重大转变”。“中国道路”“中国案例”“中国经验”是中华民族对人类文明进步做出的重大贡献。

　　实际上，强化国际视野，深化新中国史研究，也是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和学术影响力的需要。综观资本主义产生以来的历史，综合国力始终是国际话语权的最重要支撑，是民族国家文化成果、学术研究国际影响力的实力基础。基于有目共睹的经济成就和综合实力处于世界前列的国际地位，源自发达国家的文化学术、结论命题往往会引人瞩目，也往往容易自认为同时也容易被他人认为反映着人类社会发展的共同规律，具有所谓“普世价值”，这无疑是西方话语霸权，西方学界总被认为引领学术思潮、立于学术前沿、执学术思想之牛耳的重要原因。当然，必须承认，不同时代，走在世界前列的国家，其发展经验确实在很大程度上反映着特定时期的潮流和趋势，但不能绝对化唯一化，必须看到这些经验或结论的有效性边界，而“西方中心论”者恰恰在这个问题上犯了绝对主义错误。

　　就中国而言，自鸦片战争以来，由西学东渐到崇尚西学，其原因也在此。然而，时代不同了，“一百年前，中华民族呈现在世界面前的是一派衰败凋零的景象。今天，中华民族向世界展现的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气象，正以不可阻挡的步伐迈向伟大复兴”。中国成就、中国道路引起全球瞩目，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感召力、塑造力与日俱增。正因为此，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迎来前所未有的讲好中国故事、增强国际话语权的机遇。新中国史研究恰好在讲好中国故事、构建有关中国的知识体系方面具有独特优势，新中国史研究者要有使命感，同时也要练就过硬本领，拿出既扎根中国大地，又能进行国际交流的学术成果，以不负新时代。

　　毛泽东曾经指出：“我们这个民族有数千年的历史，有它的特点，有它的许多珍贵品”；“今天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割断历史”。对于新中国史研究者而言，这就要求立足于新时代，运用大历史观，将新中国史置于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史中来看待。人们常讲，没有变化就没有历史，我们同样可以说，没有延续也没有历史。新中国史研究者宜强化新时代站位，即通过新中国史研究，一方面为解析中华文明绵延5000多年不曾中断贡献一份智慧，另一方面也为“周虽旧邦，其命维新”的历史进程提供最新的坚实证据。历史是由事件与人物的链条构成的，大历史观最重要的落脚点之一是对事件与人物的评价。人物都是特定时代的，事件都是特定领域的，但是对其评价，一方面要从特定的时代背景出发，另一方面又要有超时代的大历史视野；一方面要立足于事件发生的特定地域与领域，另一方面又必须具有超越性的经济社会全覆盖的整体视野。实际上，在很多时候这种视野体现为“胸中有笔下无”。大历史观还要求具有全球视野。自从资本主义产生以来，世界各民族相互隔绝的生存状态被打破，真正的“世界历史”“全球历史”开启了，直至今天仍是以全球化、信息化等为最重要特征的世界。无论就新中国70余年历史的实际进程而言，还是就新中国史研究者的时代意识而言，在人类文明进步的历史长河、在世界各民族国家选择发展道路和治理模式的多元演进和比较中拓展与深化研究，无疑是有意义的。

　　［作者简介］杨凤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中共党史党建研究院研究员。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2年第4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