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和伟大成果的理论总结，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质规律的认识，不仅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而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两个结合”取得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当今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飞跃。习近平文化思想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关键词］习近平文化思想；历史地位；理论贡献；指导意义

　　文化是人类发展和文明进步的思想先导，是民族兴盛和国家富强的精神支柱。习近平总书记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的重要讲话和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重要指示，深刻阐述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性、“两个结合”的重大意义、担负新的文化使命等重大问题，全面总结了中国共产党领导文化建设的历史经验和理论成果，对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做出了战略部署。2023年10月，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明确提出，习近平总书记在新时代文化建设方面的新思想新观点新论断，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构成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文化篇，形成了习近平文化思想。这充分标志着我们党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规律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表明我们党的历史自信、文化自信达到了新高度，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提供了强大思想武器和科学行动指南。只有在中华文明5000多年的历史长河和世界社会主义500多年的壮阔波澜中，在中国近现代180多年的社会变迁和党的百年奋斗的重大成就中，在新中国70多年的艰辛探索和新时代10多年的伟大变革中，深刻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的历史地位、理论贡献和指导意义，才能正确理解中国文化发展的历史必然、理论逻辑和实践要求，切实增强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自觉性与坚定性。

党领导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和伟大成果的理论总结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指出：“一切划时代的体系的真正的内容都是由于产生这些体系的那个时期的需要而形成起来的。所有这些体系都是以本国过去的整个发展为基础的，是以阶级关系的历史形式及其政治的、道德的、哲学的以及其他的后果为基础的。”依据这种唯物辩证的历史观，不难发现习近平文化思想集古今中外优秀文化成果之大成，把世界范围内思想文化相互激荡、我国社会思想观念深刻变化之脉搏，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之新局，集中体现了中国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具有深厚的历史底蕴和广泛的现实基础。

　　中国是重要的人类发祥地和文明发源地，在相当长的时期里，悠久灿烂的中华文化走在世界文明发展的前列，为人类文明进步做出了巨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中华民族具有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文化根脉，其蕴含的思想观念、人文精神、道德规范，不仅是我们中国人思想和精神的内核，对解决人类问题也有重要价值。”我国古代科技成果、典章制度、诗词歌赋、经史子集等都达到当时世界文化发展的高峰。特别是造纸术、火药、印刷术、指南针这四大发明和儒家、道家等学术思想传到西方，推动了欧洲文艺复兴、启蒙运动等近代西方社会变革。然而，鸦片战争以后，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和封建专制统治的腐朽，中国陷入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深渊，中华民族遭遇“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和亡国灭种的大危机。从太平天国起义到洋务运动，从戊戌变法到辛亥革命，都是当时的农民阶级和地主阶级洋务派、资产阶级维新派、资产阶级革命派为挽救民族危亡与文化衰颓而进行的探索尝试。但不管是鼓吹返求国粹、“中体西用”以振兴中国文化，还是主张仿效西方、“全盘西化”以再造中华文明，都以失败而告终。正如毛泽东所说：“共计七十多年中，中国人没有什么思想武器可以抗御帝国主义。旧的顽固的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打了败仗了，抵不住，宣告破产了。不得已，中国人被迫从帝国主义的老家即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中学来了进化论、天赋人权论和资产阶级共和国等项思想武器和政治方案，组织过政党，举行过革命，以为可以外御列强，内建民国。但是这些东西也和封建主义的思想武器一样，软弱得很，又是抵不住，败下阵来，宣告破产了”。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使我们找到了文化新生、文明再造的锐利思想武器。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高举马克思主义旗帜，在领导人民进行革命、建设和改革的伟大斗争中，逐步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铸就中华文化新辉煌，创造人类文明新形态。1940年2月，延安出版的《中国文化》创刊号发表毛泽东撰写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与新民主主义的文化》。该文提出，中国共产党人多年奋斗，旨在建立一个新中国，包括建立中华民族的新文化，“把一个被旧文化统治因而愚昧落后的中国，变为一个被新文化统治因而文明先进的中国”；“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1942年5月，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强调，我们的文艺“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文艺是从属于政治的，但又反转来给予伟大的影响于政治”。随着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的胜利，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给中国人造成的落后习俗和病态心理逐渐消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不仅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而且在文化上获得了解放。毛泽东庄严宣告：“近代世界历史上那种看不起中国人，看不起中国文化的时代应当完结了。伟大的胜利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和人民大革命，已经复兴了并正在复兴着伟大的中国人民的文化。”

　　新中国成立后，热爱党、热爱人民、热爱劳动、热爱科学、热爱社会主义的思想观念深入人心，团结友爱、平等互助的伦理道德蔚然成风。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和社会主义制度初步建立，社会主义文化开始形成。1956年8月，毛泽东会见中国音乐家协会负责同志，提出要学习外国的文化艺术，洋为中用，古为今用，创造出“社会主义的内容”“中国自己的，有独特的民族风格的”思想文化。1957年2月，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中，对“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做了全面论述，并将其确定为“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毋庸讳言，由于社会主义建设经验不足，并受国际局势紧张的影响和“左”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干扰，我国文化建设出现过反右扩大化和“文化大革命”等严重失误。尤其在“狠批封资修”“破四旧”错误观念的影响下，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近现代文化曾不加辨别地遭到否定与排斥，致使我国文化建设走了弯路、遭受挫折。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果断结束“以阶级斗争为纲”，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实现了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历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伟大转折，在开辟和拓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同时，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进入自觉发展的新时期。1980年12月，邓小平在中央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社会主义国家，不但要有高度的物质文明，而且要有高度的精神文明。”中共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指导方针的决议》提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社会主义社会的重要特征”；“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根本任务，是适应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需要，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社会主义公民，提高整个中华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以后，以江泽民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新的历史条件下、东欧剧变导致世界社会主义出现严重曲折的严峻考验面前捍卫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中共十五大报告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内涵、目标和政策及其与社会主义精神文明的关系，指出：“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文化，就其主要内容来说，同改革开放以来我们一贯倡导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是一致的。文化相对于经济、政治而言。精神文明相对于物质文明而言。”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就是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以培育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的公民为目标，发展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社会主义文化。2000年2月，江泽民总结党近80年的历史，结合人民群众对物质文化生活的新要求和党员干部队伍的重大变化，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代表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必须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努力继承和发展中华民族的一切优良的文化传统，努力学习和吸收一切外国的优秀文化成果，从而不断地创造和推进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使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使社会全面进步”。中共十六大以后，以胡锦涛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全面建设小康社会进程中，坚持以人为本、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推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促进社会和谐，成功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2005年12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的若干意见》颁布，明确了文化体制改革的指导思想、原则要求和目标任务，强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努力实现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的统一，坚持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协调发展。2011年10月，中共十七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阐明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道路，确立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战略目标，制定了推进文化改革发展的指导思想、重要方针、目标任务、政策举措，等等。

　　中共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统筹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战略全局和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明确“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推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开创了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新局面。2013年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新进中央委员会的委员、候补委员学习贯彻党的十八大精神研讨班上，把世界社会主义500年的曲折历史划分为六个时间段，强调“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住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科学社会主义理论逻辑和中国社会发展历史逻辑的辩证统一”，“是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必由之路”。只要我们毫不动摇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一定能够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8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中国共产党人能不能在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坚持住党的领导、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个还需要我们一代一代共产党人继续作出回答。做好意识形态工作，做好宣传思想工作，要放到这个大背景下来认识”。党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两次召开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分别召开文艺工作、新闻舆论工作、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工作、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和全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会议，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推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思想文化领域向上向好态势不断发展。尤其是习近平总书记在2018年全国宣传思想工作会议上提出“九个坚持”，在中共二十大上对文化建设做出五个方面战略部署，在文化传承发展座谈会上提出“十四个强调”，最近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又提出“七个着力”，全面概括了党领导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历史经验和新时代文化建设的实践经验，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文化建设本质规律的认识。全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会议正式提出和系统阐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强调要紧紧围绕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围绕贯彻中共二十大关于文化建设的战略部署，切实增强做好新时代新征程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责任感使命感，在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奋斗和实践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这不仅在党的宣传思想文化事业发展史和中华文化发展史上具有里程碑意义，而且在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发展史乃至人类文明发展史上都具有重大意义。

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和发展

　　从源流上讲，习近平文化思想是推进“两个结合”取得的重要成果，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优秀文化传统、同当今中国文化实践相结合的产物，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习近平总书记深刻指出：“在五千多年中华文明深厚基础上开辟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必由之路。这是我们在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中得出的规律性认识。我们一直强调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现在我们又明确提出‘第二个结合’”。“历史正反两方面的经验表明，‘两个结合’是我们取得成功的最大法宝”。“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之所以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坚持了‘两个结合’”。尤其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虽然产生于不同时代和地域，来源和影响也有差异，但彼此在社会追求、政治观念和哲学方法等方面高度契合。这就构成了两者结合的前提和相互成就的结果，使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国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现代的，让经由“结合”而形成的新文化成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文化形态。“第二个结合”拓展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文化根基，开启了广阔的理论和实践创新空间，巩固了我们的文化主体性，进而“中国共产党就有了引领时代的强大文化力量，中华民族和中国人民就有了国家认同的坚实文化基础，中华文明就有了和世界其他文明交流互鉴的鲜明文化特性”。

　　提出“第二个结合”不仅是又一次思想解放，让我们掌握了思想和文化主动，而且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成熟的标志，开辟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新境界。习近平总书记强调：“‘结合’不是‘拼盘’，不是简单的‘物理反应’，而是深刻的‘化学反应’，造就了一个有机统一的新的文化生命体。一方面，马克思主义把先进的思想理论带到中国，以真理之光激活了中华文明的基因，引领中国走进现代世界，推动了中华文明的生命更新和现代转型。从民本到民主，从九州共贯到中华民族共同体，从万物并育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从富民厚生到共同富裕，中华文明别开生面，实现了从传统到现代的跨越，发展出中华文明的现代形态。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充实了马克思主义的文化生命，推动马克思主义不断实现中国化时代化的新飞跃，显示出日益鲜明的中国风格与中国气派，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成为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这表明中国共产党既作为马克思主义的坚定信仰者和践行者，又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继承者和弘扬者，对中华文明发展规律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历史经验的把握达到了新高度，对中国道路的历史渊源、文化内涵与独特优势的认识达到了新高度，对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推进文化创新，在更加广阔的文化空间和道路上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自觉达到了新高度。

　　马克思主义不仅给人类提供了“决不同任何迷信、任何反动势力、任何为资产阶级压迫所作的辩护相妥协的完整的世界观”，实现了人类思想史上的根本变革，而且对文化在社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及其演变规律、对未来社会文化的本质特征及其与历史文化的批判继承关系等基本问题做出了科学的阐述，为我们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奠定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例如，马克思和恩格斯阐明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物质生产和精神生产的辩证关系，发现地方的和民族的闭关自守被各民族的各方面的相互往来和相互依赖所代替，形成一种世界的文化的历史趋势。列宁论述了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特殊规律，提出如果无产阶级有可能夺取国家政权，就能为社会主义所需要的文明“创造前提”（即物质基础和文化条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结合文化工作的环境、对象、范围、方式等新变化，推进文化自信自强，铸就社会主义文化新辉煌。他明确提出，要深刻认识经济基础对上层建筑的决定作用和上层建筑对经济基础的反作用，既要搞好经济建设这一中心工作、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坚实物质基础，又要做好意识形态工作、为中心工作提供有力保障；要坚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面向未来，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融通人类一切优秀文明成果，激发全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弘扬革命文化，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外来文化本土化，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文化需求，增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精神力量；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深化文明交流互鉴，落实全球文明倡议，形成同我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相匹配的话语权，推动中华文化更好走向世界，丰富世界文明百花园；等等。这一系列文化建设的新理念新思想，都是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创造性运用和发展。

　　从内容上讲，习近平文化思想内涵丰富、论述深刻，既有理论观点上的创新突破，又有工作布局上的部署要求，明体达用、体用贯通，构成了完整系统的新时代文化建设思想体系。在政治保证上，强调坚持党对意识形态工作的领导权，着力加强党对宣传思想文化工作的全面领导。在地位作用上，强调文化关乎国本、国运，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事关党的前途命运，事关国家长治久安，事关民族凝聚力和向心力，是一项极端重要的工作。在文化使命上，强调在新的历史起点上继续推动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建设中华民族现代文明。在旗帜灵魂上，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武装全党、教育人民，着力建设具有强大凝聚力和引领力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不断巩固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的共同思想基础。在重要任务上，强调坚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广泛开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和中国梦宣传教育，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在基本原则上，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坚持走自己的路，用中国道路总结好中国经验，把中国经验提升为中国理论，实现精神上的独立自主；秉持开放包容，更加积极主动地学习借鉴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坚持守正创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真正做到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实现传统与现代的有机衔接。在工作布局上，强调坚持马克思主义新闻观，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牢固树立马克思主义文艺观，繁荣发展社会主义文艺；坚持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培育积极健康、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坚持和加强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着力赓续中华文脉，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构筑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坚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着力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促进文明交流互鉴。在根本目的上，强调坚持以人民为中心，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着力推动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繁荣发展，推出更多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的优秀作品，促进全体人民精神生活共同富裕，促进人的全面发展。

　　从实质上讲，习近平文化思想比较系统地解答了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的历史条件下如何推进文化繁荣、建设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时代课题，明确了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路线图和任务书，以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实现了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化时代化的又一次飞跃。要正确把握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辩证关系，必须全面了解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继承和创新、坚持和发展。一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首先是继承，而且是从立场观点方法即“精髓”到原理的全面的继承。正是这种继承，使习近平文化思想与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之间具有内在的联系性和高度的统一性。二是习近平文化思想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不是简单的继承，而是有发展，而且发展是主要的和主导的方面。这种发展就性质和意义来说，不是表现在个别的或一般的问题上，而是体现在许多基本问题上；不是通常的理论和实践方面的修补调适，而是全方位的创新变革；不是单纯的思想观点的量的增加和延伸，而是一种理论体系的质的飞跃。三是习近平文化思想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对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坚持和发展，既归属于马克思主义总体系，又具有相对独立性，丰富着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宝库。斯大林在阐释列宁主义时说：“列宁是马克思主义者，他的世界观的基础当然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但是由此决不能得出结论说，叙述列宁主义应当从叙述马克思主义的基础开始。叙述列宁主义就是叙述列宁在他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和列宁的名字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同样可以说，叙述习近平文化思想，就是叙述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的著作中所加进马克思主义总宝库的、因而自然与习近平总书记分不开的那些特别的和新的贡献。

新时代文化建设的科学指南和根本遵循

　　时代是思想之母，实践是理论之源。伟大实践催生科学思想，科学思想又指导伟大实践。在人类历史长河中，新时代10多年不过是弹指一挥间，但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下，在习近平文化思想统领下，我国宣传思想文化工作在正本清源、守正创新中取得历史性成就，意识形态领域发生全局性、根本性转变，全党全国各族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精神面貌更加奋发昂扬，为开创党和国家事业新局面提供了坚强思想保证和强大精神力量。习近平文化思想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中展现出强大的真理力量和实践伟力。

　　马克思说：“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理论只要说服人［ad hominem］，就能掌握群众；而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ad hominem］。”针对改革开放后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等错误思想不时出现，网络舆论乱象丛生，一些领导干部政治立场模糊、缺乏斗争精神，严重影响人们思想和社会舆论环境等突出问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党着力解决意识形态领域党的领导弱化问题，立破并举、激浊扬清，就许多方向性、战略性问题做出部署，确立和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健全意识形态工作责任制，推动全党动手抓宣传思想文化工作，旗帜鲜明反对和抵制各种错误观点。推动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全党、教育人民、指导实践，深化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提高新闻舆论传播力、引导力、影响力、公信力。高度重视互联网这个意识形态斗争的主阵地、主战场、最前沿，健全互联网领导和管理体制，坚持依法管网治网，营造清朗的网络空间。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推动理想信念教育常态化制度化，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建立健全党和国家功勋荣誉制度，设立烈士纪念日，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建设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推动学习大国建设。推动学习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建成中国共产党历史展览馆、中国国家版本馆，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改革开放40周年等活动，有力彰显党心民心、国威军威，在全社会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大力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加大文化遗产保护力度。加快国际传播能力建设，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中国共产党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国家文化软实力、中华文化影响力明显提升。据知名公关咨询公司爱德曼发布的《2022年度爱德曼信任晴雨表》，2021年中国民众对政府信任度高达91%。在国家综合信任指数方面，中国达到83%，位列全球首位。美国哈佛大学肯尼迪学院连续10年在中国开展的民调结果显示，中国民众对政府满意度连年保持在90%以上。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民众对党和政府的信任和拥护，全社会凝聚力和向心力的极大提升。

　　在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如何繁荣发展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更好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文化生活需要，是一个亟待解决的突出问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党坚持以人民为中心，坚持把社会效益放在首位、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进文化事业和文化产业全面发展，繁荣文艺创作，完善公共文化服务体系，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提供了更多更好的精神食粮。

　　据国家统计局公报，2012年我国文化产业总产值突破4万亿元，到2021年全国规模以上文化及相关产业企业实现营业收入11.91万亿元。我国电影总票房由2012年的173.13亿元增长到2019年的642.66亿元。2012年全年国内游客29.57亿人次，2019年增长到60.1亿人次。“十三五”规划期间，我国累计建成公共数字文化资源1274TB，内容涵盖惠农、影视、文化历史、艺术欣赏、科普教育、政务信息和党建时政等方面。截至2021年底，全国共有公共图书馆3217个；文化馆3317个。有线电视实际用户2.01亿户，其中有线数字电视实际用户1.95亿户。年末广播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5%，电视节目综合人口覆盖率为99.7%；互联网上网人数10.32亿人，其中手机上网人数10.29亿人，互联网普及率达到73.0%。尽管受新冠肺炎疫情影响，2021年全国博物馆仍举办展览3.6万个，教育活动32.3万场，接待观众7.79亿人次，策划推出3000余个线上展览、1万余场线上教育活动，网络总浏览量超过41亿人次。2021年，中国对外文化贸易额首次突破2000亿美元；2022年末，中国纳入统计范围的各类文化和旅游单位31.40万个，全国文化和旅游事业费1202.89亿元，比2021年增加70.01亿元。2022年，中国文化产业实现营业收入165502亿元，比2021年增加1698亿元，增长1.0%。中华民族文化创新创造活力不断激发，向世界展示中华文化的新辉煌、中华文明的新气象。

　　文化作为社会进步、国家发展的先导，需要发挥目标导向、精神激励的作用。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类社会每一次跃进，人类文明每一次升华，无不伴随着文化的历史性进步”。“没有先进文化的积极引领，没有人民精神世界的极大丰富，没有民族精神力量的不断增强，一个国家、一个民族不可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在世界之变、时代之变、历史之变以前所未有的方式展开，不稳定不确定因素增多，国内外环境复杂多变的形势下，如何定向导航、凝心聚力，实现“两个一百年”的奋斗目标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是我们面临的重大风险挑战。在习近平文化思想指引下，党统揽伟大斗争、伟大工程、伟大事业、伟大梦想，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采取一系列战略性举措，推进一系列变革性实践，取得了一系列标志性成果，经受住了来自政治、经济、意识形态、自然界等方面的风险挑战考验，不断推动文化强国和民族复兴的进程。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大报告中对文化建设做出两个阶段的战略安排。第一个阶段，从2020—2035年，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社会文明程度达到新的高度，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中华文化影响更加广泛深入”。第二阶段，从2035年到21世纪中叶，在基本实现现代化的基础上，再奋斗15年，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到那时，我国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将全面提升，实现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成为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领先的国家，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基本实现，我国人民将享有更加幸福安康的生活，中华民族将以更加昂扬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二十大报告中进一步把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的现代化界定为中国式现代化的中国特色，强调“大力发展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加强理想信念教育，传承中华文明，促进物的全面丰富和人的全面发展”。报告还将丰富人民精神世界概括为中国式现代化的本质要求，将“建成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文化强国、体育强国、健康中国，国家文化软实力显著增强”纳入2035年我国发展的总体目标。正是按照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的决策部署，我国既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必将实现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和中华民族现代文明的宏伟蓝图。

　　在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预言：“随着经济建设的高潮的到来，不可避免地将要出现一个文化建设的高潮。中国人被人认为不文明的时代已经过去了，我们将以一个具有高度文化的民族出现于世界。”经过70多年的接续奋斗，经过中共十八大以来在理论、实践和制度上的探索创新，我们成功推进和拓展了中国式现代化，全党全国人民文化自信明显增强，我们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有条件破解“古今中西之争”，比以往任何一个时代都更迫切需要一批熔铸古今、汇通中西的文化成果。新时代新征程，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自觉担负起新的文化使命，不断提升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思想保证、强大精神力量、有利文化条件。

　　［作者简介］罗文东，哲学博士，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李龙强（通讯作者），法学博士，教授，青岛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3年第6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