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

　　［编者按］“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归根结底是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学术史是学术研究的历史，是对学术研究进展的及时反映，是中国自主知识体系的重要组成。《当代中国史研究》自创刊以来，秉持“研史通变，资政育人”的办刊方针，密切关注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前沿，积极服务党和国家工作大局，深入探讨治国理政历史规律，科学总结当代中国成功经验，先后共刊发各类学术文章3000余篇，及时反映了当代中国史学术研究的进展。为继续推动当代中国史研究深入发展，本刊特开设当代中国史研究学术史专题，推出系列笔谈文章。本期四篇学术史文章主题分别为新中国经济史研究中的三个主要问题、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回顾与思考、国企发展史研究、“公私合营”及相关问题研究。文章结合新时代新征程国史研究的新任务新要求，系统梳理了其研究进展、特点及不足，有助于准确把握相关领域发展的现状，明确今后努力的方向，加速推进国史研究“三大体系”建设，加快建构中国自主的国史学科知识体系。

当代中国经济史研究的进展与前瞻

赵学军

　　当代中国经济史（以下简称当代经济史）学科虽然形成较晚，但具有独特的自主知识体系，其“三大体系”建设成绩显著。近30年来，当代经济史学科对改革开放史、经济发展道路、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等热点问题进行了系统研究，推进了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计划经济体制、“三农”问题、工业化等重大问题的研究。展望未来，当代经济史学科需要进一步加强“三大体系”建设，开展重大问题研究，创新研究方法与手段，资政育人、服务社会，在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中发挥学科的独特作用。

“三大体系”建设成效显著

　　2016年5月17日，习近平总书记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全面阐释了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应当遵循的基本原则。近30年来，当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稳步推进，取得了很大成绩，积累了丰富的经验。

　　（一）学科体系建设

　　按照目前学科目录的划分，中国现代经济史与中国古代经济史、中国近代经济史及外国经济史并列。中国现代经济史的主体是当代经济史，同时还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抗日根据地、解放区的经济史。与此同时，当代经济史学也是经济学与历史学、经济学与中共党史党建（以下简称党史）学的交叉学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下简称国史）学、党史学及中国现代史学的分支学科。

　　当代经济史学奠基于国民经济恢复时期。1952年底恢复国民经济的任务完成之后，与之相关的学术成果大量涌现；社会主义“三大改造”完成之后，也有大量相关研究成果推出；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十周年时，同样有不少与之相关的经济史论著面世。“文化大革命”开始后，经济研究工作受到冲击，探讨新中国经济建设规律的学术研究几近中断。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相关研究才逐渐回归正轨。1977年，中国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成立“新中国经济史研究组”，组建了当代经济史研究团队。20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国家计划委员会、中南财经学院、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纷纷开展新中国经济建设史的研究，相关课程、教材等不断涌现，当代经济史教学与研究兴起；学者们解放思想，运用多种理论方法，对新中国成立30多年来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做了科学总结。1986年中国经济史学会成立，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也同时成立，当代经济史学科形成。

　　近30年来，当代经济史学科建设取得长足进展。研究队伍不断壮大，越来越多的理论经济学学者、国史学者、党史学者投入当代经济史研究。他们一部分是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如经济研究所、当代中国研究所；一部分来自国家部委下属的研究机构，如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以下简称国家发展改革委）宏观经济研究院、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院、中国人民银行研究局、农业农村部农村经济研究中心等；一部分来自党校系统，如中共中央党校、地方各级党校；一部分来自党史和地方志部门；一部分来自高等院校，如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等。结合时代发展，相关课程及时更新，教材编写成就显著，高质量学术会议不断召开，如中国现代经济史专业委员会经常组织召开当代经济史学术讨论会。与此同时，《中国经济史研究》《当代中国史研究》《中共党史研究》等主要学术期刊也开设当代经济史研究栏目，刊登了大量优质论文。从学科建设、学科理论和学科支撑等方面来看，当代经济史学科取得了巨大进展。

　　（二）学术体系建设

　　近30年来，当代经济史学术体系建设的主要成绩包括：一是形成多元化的研究范式；二是积累基础史料，形成系统的知识体系。

　　每个独立学科都有自己的研究范式。吴承明曾指出，中国经济史学大体有三大学派，一派偏重从历史本身来研究经济发展，一派偏重从经济理论上来解释经济的发展，一派兼重社会变迁，即社会经济史学派。当代经济史学也大体分成了这三个学派。赵德馨认为，历史学和经济学都形成了各自的经济史学，经济史学是由历史学和经济学两个“妈妈”生的，始终脱离不了母胎的斑痕。国内当代经济史研究团队主要由历史学出身的学者与经济学出身的学者构成。在董志凯等人看来，当代经济史研究者分别从不同的研究选题踏入相关领域，采用经济学和历史学的方法几乎各占一半。不同学派的研究范式存在显著差异。历史学派的研究重心和优势是史料的收集、整理及分析，体现了研究问题的“中国化”；经济学派的研究重心和优势则是分析工具和经济理论，强调问题的“西方化”。两个学科在研究同一个经济史问题时往往存在一定的冲突，经济学往往简化个体特征，在某些假设前提、理论框架基础上，通过抽象、演绎寻求样本共性，而历史学则更注重还原研究对象真实的一面，突出研究对象的个性和差异。当前国内经济史研究中经济学和史学范式在各自期刊刊载的文章中占据了绝对主导地位。

　　除上述研究范式外，当代经济史研究还存在国史研究范式与党史研究范式。其中，国史研究范式侧重于对国家或政府的研究，党史范式则侧重于对中国共产党的研究。以改革开放史研究为例，国史研究关注的是政府政策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政府主导的社会事业与改革开放之间的关系，党史研究更多则是分析作为执政党的中国共产党的行为如何与改革开放进程发生关联。但总体而言，当代经济史研究的主流范式仍然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史研究范式，即用生产力、生产方式、社会经济结构等来描述整个历史变迁。正是在这一范式的引领下，当代经济史研究得以日益繁荣。

　　通过积累基础资料、研究重大问题，当代经济史系统的知识体系日渐形成。吴承明曾指出，经济史研究的根据是经过考证的史料。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当代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工作启动，一大批学术资料相继出版，其中突出代表就是中国社会科学院与中央档案馆合作整理、编辑、出版的《1949—1952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2卷）、《1953—1957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9卷）以及《1958—1965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档案资料选编》（10卷）。此外，一些经济管理部门也相继整理并出版了各类经济统计资料。近年来，当代经济史资料的收集与整理越来越为学界所看重，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对此也给予了大力支持，如常明明主持的“1950—1956年中国农村经济调查资料收集、整理与研究”、赵学军主持的“‘156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发展变迁研究”等项目，都获得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的立项。近30年来，在资料不断扩充的基础上，当代经济史研究的领域不断延展、议题更加丰富，大量专史、通史成果不断涌现，为形成系统的当代经济史知识体系提供了重要支撑。

　　（三）话语体系建设

　　当代经济史话语体系建设成效显著。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下，不论是用经济学的理论框架，还是用历史学、党史学的概念逻辑，既有研究成果都为当代经济史话语体系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当代经济史学具有资政育人的功能，其话语体系兼具学术话语、宣传话语与大众话语的特色，此类话语体系建设近些年比较突出。每逢重大历史事件纪念周年，当代经济史学科的学者们积极撰写文章，比如，在国庆35周年、40周年、50周年、60周年、70周年，在改革开放30周年、35周年、40周年、45周年，以及新时代十年，都有大量成果发表或出版，且兼具学术性与通俗性。武力、贺耀敏主编的《中国经济这十年（2012—2022）》就是其中的典型代表之一，该书以习近平经济思想“七个坚持”为纲，客观记录了在新发展阶段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推动高质量发展，推进经济治理现代化的重大理论创新与成功经验。

　　在国际话语体系建设方面，当代经济史学也迈出了新步伐。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要“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向世界展现真实、立体、全面的中国，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和中华文化影响力”。当代经济史学界努力作为，大量相关学术著作走向海外，在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例如，波兰马尔沙维克出版集团出版了贺耀敏的《简明中国经济史》英文版，蔡昉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法文版将由法国阿尔玛丹出版社出版。近些年，越来越多的中国学者的著作走向海外，对于扩展中国国际话语影响力很有益处，不断推动当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向纵深发展。

热点问题研究

　　近30年来，当代经济史研究对大量热点问题给予了高度关注，主要集中在通史、改革开放史、发展道路等方面。

　　（一）通史研究

　　通史研究一直是当代经济史学科的重要工作之一。赵德馨、苏少之从20世纪80年代起就组织队伍编写《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并不断续写，苏少之还承担了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9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多种版本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出版，其中颇具代表性的包括董辅礽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上下卷）》（经济科学出版社）和武力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99）》（中国经济出版社），这些著作系统全面叙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50年的发展历程。200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之际，学界也推出了一大批研究成果，其代表性著作包括邹东涛主编的《中国道路与中国模式（1949—2009）》（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杨德才的《中国经济史新论（1949—2009）》（经济科学出版社）等，同时还有大量相关论文从不同角度分析了60年来中国经济体制的发展与变革。201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之际，又有一大批相关学术成果涌现，如蔡昉主编的《新中国经济建设70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郑有贵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2019）》（当代中国出版社）等，这些著作全面论述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年来的经济发展。此外，大量专题论文也就70年来经济发展做了深入探讨。

　　（二）改革开放史研究

　　改革开放史研究是在改革开放30周年之后兴起的，特别是在纪念改革开放40周年、45周年前后，学界推出了大量研究成果。在改革开放史研究领域，一个重要议题是前后两个时期的关系。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指出：“虽然这两个历史时期在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思想指导、方针政策、实际工作上有很大差别，但两者决不是彼此割裂的，更不是根本对立的。不能用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也不能用改革开放前的历史时期否定改革开放后的历史时期。”学界对改革开放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做了深入研究，对其辩证关系做了深入的学理阐释，进一步推动了改革开放史研究的繁荣发展。

　　2008年改革开放30周年之际，学界推出了一大批改革开放史研究成果，其中以9卷本《中国经济改革开放30年研究丛书》（经济管理出版社）为典型代表。丛书被纳入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库，该院相关研究团队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系统阐述了改革开放30年来中国经济的发展变迁。与此同时，国家发展改革委经济体制综合改革司等编写的《改革开放三十年：从历史走向未来》（人民出版社）、陈锡文等人的《中国农村改革30年回顾与展望》（人民出版社）等对经济体制、农村等领域的改革开放史做了较全面的梳理。此外，大量专题论文更是从全方位、多角度对30年的改革开放史做了深入探讨。2018年改革开放40周年前后又有一批论著问世，其中，以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委托项目“改革开放历史经验研究”的最终成果——《改革开放40年：历程与经验》为典型代表之一。与此同时，大量论文发表，对改革开放40年来经济周期与长期经济增长的经验和特点、中国“奇迹”的原因、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改革等做了全面深入讨论。2023年改革开放45周年，武力、贺耀敏组织编写的《中国经济改革简史》由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受到学术界关注。该书以清晰的历史脉络、扼要的事件和人物，叙述了经济体制改革45年的历史过程和取得的辉煌成就，阐明了改革前后两个历史时期的关系，总结了经济体制改革的特点与经验。

　　（三）发展道路研究

　　近些年，国内外学界都极为关注中国的发展道路，一些学者提出了中国模式。中国道路或中国模式的本质就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有学者认为，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是一场中国人应付内外挑战的主动奋斗，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铸就了今天的伟大成就。中国共产党懂得必须依靠市场调节和政府调控并举的“双轮驱动”，从而引导中国走上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道路。与此同时，学者们还对中国道路的探索历程做了相应探讨。董志凯提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是顺应客观条件的结果，其基础是独特的资源禀赋、后发国家，既突破了苏联模式，又有别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模式。萧国亮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为了国家安全和突破“贫困陷阱”，中国选择了社会主义计划经济体制，70年代末为加快发展和人民富裕而选择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选择的都是社会主义，不变的是保持着制度与发展模式的自主选择权。赵凌云认为，中国道路包括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和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两个方面，建基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前两个时期，开创、成型、发展于后两个时期，中国道路拓展了人类社会新的发展前途和路径。徐勇提出，中国道路的鲜明特点是历史延续性而不是断裂性，历史延续性为近代以来的中国以创新性的革命和发展提供了基础，并由此最终形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道路。于沛认为，中国的现代化经历了“效法欧美”“走俄国人的路”“中国特色”的道路选择和转换，既克服了资本主义现代化的天生弊端，也破除了阻碍国家和民族发展的一切思想与体制障碍，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具有深刻的时代价值和世界历史意义。近年来，学界对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做了大量深入研究，拓展了发展道路研究的议题和边界，成绩显著。

　　（四）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研究

　　2021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学界掀起对中国共产党百年经济思想与实践的研究热潮，出版了一批研究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的学术著作，如赵凌云等人的《为了人民的利益：中国共产党经济工作1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顾海良、邹进文总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经济思想史（1921—2021）》（经济科学出版社）、闫坤主编的《中国共产党百年财政史思想与实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等，均有较大篇幅涉及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的经济思想与实践。与此同时，大量论文也对这一议题做了深入探讨，如中国共产党领导经济建设取得的伟大成就、对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判断的变化、“三农”政策与实践变迁等。

　　受不同时期热点问题影响，当代经济史学界积极从历史中寻找答案，为党和政府解决相关问题提供智力支撑。以新冠肺炎疫情为例，学界对当代中国历史上重大疫情防治做了及时研究，如王梅梅等回顾了中国应对SARS疫情冲击的经济政策及其启示，彰显了当代经济史学界的责任意识与使命担当，推进了学界对相关问题的认识。

重大问题研究

　　近30年来，学界对当代经济史领域的一些重大问题做了长期研究，集中于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计划经济体制、“三农”问题等方面。

　　（一）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研究

　　20世纪50年代经济史是当代经济史研究的重点。立足于丰富的经济档案资料，学界比较深入探讨了这段历史。例如，董志凯等主编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53—1957）》一书，对“一五”时期经济史做了全面的分析。赵学军从多个视角分析了这一时期的金融问题，认为混合所有制是私营企业改造的手段与桥梁。曲韵、肜新春等人则对这一时期对外贸易、交通等方面做了研究。这一时期农村与农业问题是学界研究的重点领域之一。例如，苏少之等探讨了新区土地改革“保存富农经济”政策，认为是新民主主义理论在农村经济政策方面的具体化。常明明研究了新中国成立初期农村私人借贷关系处于停滞状态的原因以及人民政府采取的措施，同时还对土地改革中山林分配、农村土特产品购销问题等做了探讨。王飏等则探讨了海南黎族地区的“合亩”“峒”等社会组织的改造过程及其历史作用。私营工商业问题是学界研究的又一重点，其中涉及劳资关系、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等诸多议题。

　　随着时间推移，学界对这段历史的认识不断深化，既能更好地起到了以史为鉴的作用，也有助于当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例如，董志凯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应对封锁禁运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为我们应对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提供了历史借鉴。裴长洪认为，20世纪50年代的实践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逻辑起点，已经产生或提出了许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论命题。

　　（二）计划经济体制研究

　　计划经济体制在我国存在了相当长时间，发挥过重要作用，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能否正确看待计划经济和经济计划在历史上的作用，不仅涉及当代中国历史上的理论问题，而且对于更好发挥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的政府作用、破解政府与市场关系这道经济学上的世界性难题，也具有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近年来学界对这一体制的评价趋于客观。例如，武力概括了中国实行计划经济体制的历史条件及其成就，客观中肯地分析了存在的问题。钟祥财用奥尔森集体行动理论解释计划体制，认为在常态条件下，集体行动一般是缺乏效率的，而在特殊压力下，集体行动可以具有效率。李文认为改革开放前建立的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提高的人口素质，为中国的发展进步打下了坚实的制度、物质技术、人力资源等基础。

　　与此同时，一些学者还从多个角度讨论了计划经济体制的运行情况。例如，徐建青通过计算农户的成本与收益，分析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农民家庭棉纺织业为何能够长期存在。焦连志研究了计划经济体制下的票证制度，认为在计划票证的背后是复杂的制度、意识形态的安排以及相互交织的权利与义务关系的网络。张学兵则论述了计划经济体制时期的“地下经济”，认为“地下经济”现象不曾中辍，并呈现出一定的周期性起伏之势。特别需要关注的是，“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经济史是学界研究的薄弱环节，陈东林主编的《1966—1976年中国国民经济概况》则填补了这方面的空白。

　　（三）“三农”问题研究

　　总体来看，在当代经济史领域，“三农”问题研究成果最多。

　　农民问题研究  武力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农民认识的第一次转折发生在民主革命时期，形成以农村包围城市的中国革命道路；第二次转折发生于20世纪50年代初期，户籍制度和人民公社制度将农民束缚于土地之上；第三次转折发生于1978年以后，充分肯定了农民的首创精神，充分肯定了家庭经营和乡镇企业。常明明研究了人民公社体制下农民的思想动向和经济行为的变化过程。温锐的《动态开放小农：现代化与中国农民的主体性讨论》一书，则论述了传统小农社会经济体制的开放性，提出重构农民的自我表达机制与利益博弈机制，转变传统“重农”政策等主张。

　　农业合作化研究  农业合作化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农业合作化迅速推进的原因；二是评价农业合作化；三是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农业合作化思想及其异同。例如，有学者提出，农业合作化提速，是工业化对粮食与原料需求增加等多种因素综合作用的结果，是农村生产力发展和社会稳定、中国共产党社会主义道路选择的必然要求；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组织具有一定的合理性，但也存在过分强调集体化和公有化程度、忽视农户的独立产权和经营自主权、违背了自愿原则等问题。

　　农村人民公社研究  在农村人民公社研究方面，学者们主要分析了其起因和失败原因。例如，有学者认为，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起因是多方面的，如中国传统文化、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和实践以及中苏交恶等。有学者认为人民公社的最终失败之因，是超越现实条件的空想以及财富的绝对平均分配，也有人指出失败之因不仅仅在于产权制度的不成熟，更是因为合作化进程中人们之间的信任模式转化出现问题。郑有贵提出要客观评价人民公社，认为人民公社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是极具特定功能性的组织，服务于国家工业化战略的实施，并在农业养育工业政策体系下推进农业和农村建设，不能对其历史作用完全否定。

　　农地制度变迁研究  有学者认为，中国农地制度经历了从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到农民土地所有制，再到集体所有、集体统一经营制度，最后到集体所有、家庭承包经营责任制三次重大变迁。王敬尧等用“黏性生成——黏性稀释”分析框架，阐释了当代中国农地制度的变迁。程漱兰等认为，中国农村集体土地制度，不仅适应于、服务于中国现代化的起步和起飞，支撑中国人民“站起来”和“富起来”，而且正在以其内在规定性弥补发展不平衡不充分中的“三农”短板，助推中国人民“强起来”。

　　村庄个案研究  村庄是考察“三农”问题的重要窗口，因此学界对村庄个案做了较多探讨。例如，朱文强的《李罗侯村七十六年的变迁》利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无锡、保定农村调查资料及李罗侯村村情调查历史资料，分析了该村社会经济的发展变化。隋福民的《干沟子村的发展与变迁——辽西农民生产和生活的历史缩影》则叙述了辽宁阜新蒙古族自治县一个村庄农户经济的变迁。

　　（四）工业化问题研究

　　近年来，对新中国工业化问题的研究集中于“156项”建设工程和三线建设。

　　“156项”重点建设项目研究  2019年，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156项’建设工程资料整理与相关企业发展变迁研究”被批准立项。该项目立项以来，其团队发表了大量研究成果。例如，赵学军研究了“156项”建设工程对中国工业化的历史贡献，认为其启动了重工业优先发展的工业化模式，促进了技术进步与经济发展，奠基了基础工业体系，催生了国防工业体系，形成了全国若干重要的工业基地，成为后发国家推进工业化发展的成功案例。易棉阳等以湖南为例，概述了“156项工程”项目的落地过程，论述了项目地址的筛选，项目的设计、施工与验收，项目的投产及投产后的经济效益，总结了项目建设积累的经验。林盼探讨了上海和工业建设重镇洛阳之间资源横向转移，认为上海在重点工程和工业城市的建设过程中，时时处于“在场”状态，体现出“全国一盘棋”的特征，展现了“集中力量办大事”的制度优势。

　　三线建设研究  三线建设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两方面：一是三线企业相关研究。例如，郑有贵分析了攀枝花钢铁生产基地建设及转型，透视了中国如何处理政府与市场的关系，揭示了中国国家制度和国家治理体系具有显著优势。徐有威通过档案资料、口述史料、民间文献等资料，梳理、分析和探讨“后小三线建设”的得失经验。李德英等梳理了三线建设初期“厂社结合”模式的原则与措施、成效与困境，反思了“厂社结合”模式最终走入困境的深层因素。二是三线建设的贡献研究。例如，王鑫等认为三线建设对地区长期经济绩效有正向影响，但随着时间的推移在逐渐减弱。而张皓辰等则认为，一个地区某个行业在改革开放前的工业投资规模对本地区同行业的长期规模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周明长利用四川江油三线建设档案等资料，透视了当地三线建设的成效，分析了三线建设对内陆农业地区现代化发展的多种作用。可见，三线建设研究呈现出全面推进的态势。

　　此外，工业化问题研究方面还涌现出大量其他代表性成果，如政府在工业化中的作用、工业化进程等。

　　（五）其他方面研究

　　近年来，随着资料不断拓展和视野日益打开，生态环境史、数字经济史、消费史等方面的研究多有所推进，涌现出一大批高质量研究成果。例如，范金等人探讨了改革开放40年中国环境污染和治理，认为其经历了环境污染蔓延和初步治理、环境污染加剧和规模化治理、环境污染恶化和综合治理、环境污染适度控制和生态文明建设四阶段。张连辉则研究了农业病虫害综合防治问题，认为20世纪50年代初期在推广应用化学农药时提出了病虫害“综合防治”理念，并将其付诸实践。又如，在消费史研究方面，朱高林作为首席专家申报的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华人民共和国居民消费史（1949—2019）”于2019年立项，并发表了多篇论文。再如，在数字经济研究方面，易棉阳等论述了中国数字经济成长史。

学科发展前瞻

　　近30年来，当代经济史研究取得了重大进展，无论是在学科建设、人才培养方面，还是在学术研究、话语体系建设等方面，都有不俗表现。展望未来，当代经济史“三大体系”建设既需要稳步推进，更需要紧密结合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为繁荣我国哲学社会科学贡献力量。

　　（一）稳步推进“三大体系”建设

　　当代经济史在“三大体系”建设中取得丰硕成绩，但成长空间广阔，建设任务艰巨。当前，我国哲学社会科学各学科都在推进自主知识体系建设，当代经济史学科有其自身的优势。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科研局“三大体系”建设研究课题组设计的“三大体系”建设评价指标体系，学科体系建设的二级指标有学科布局、学科发展、研究力量、平台支撑、教材建设五项指标；学术体系建设二级指标有命题观点、理论成果和学术方法三项指标；话语体系建设二级指标有宣传话语、政策话语、大众话语和国际话语四项二级指标。

　　当代经济史学科体系建设方面，学科布局、学科发展、研究力量、平台支撑、教材建设等方面均需要进一步加强。当代经济史学对于理论经济学、党史学、国史学等学科的建设均很重要，应推动相关学科的发展，扩大学科布局。学界同仁应该考虑办一个《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研究》期刊，加强当代经济史资料的收集、整理与出版工作；要加强当代经济史的教学，编写高质量的教材。目前，教育部公布的首批9种经济学教材中，《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1949—1978年）》已经比较成熟，这是一个好的现象。

　　当代经济史学术体系建设方面，创新标识性概念命题、学术观点等还比较欠缺，使用的概念命题多是政治经济学、党史学学科的，从本学科抽象出的概念命题不多，高质量的成果也有待提高。另外，科研信息化、网络化、数据库及社会调查基地建设等也是努力的方向。

　　当代经济史话语体系建设方面，需要加强宣传、阐释、研究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加强中国经济学自主知识体系建设，以专业研究成果资政建言，为社会服务，并要增强中国国际话语权，积极提出中国议题，扩大国际学术交流，推进对外学术宣传。

　　（二）进一步拓宽当代经济史研究范围

　　当代经济史研究可在以下方面做深做实：

　　一是用新发展理念研究当代经济发展史。绿色发展理论观要求保护生态环境。人们越来越关注生态环境问题，生态环境经济史是新的学科增长点。创新发展理念是经济发展的方向与钥匙，科技与产业经济史越来越受到关注。共享发展理念，要求发展成果惠及人民。民生史、消费史的研究逐渐升温，住房、医疗、教育、社会保障等方面的研究令人瞩目。此外，开放发展理念、协调发展理念，在中外经济关系、产业链自主发展、国家治理等问题的研究方面，都有启发性。

　　二是深入中国式经济现代化道路的研究。中共二十大明确提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研究中国式经济现代化是当代经济史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新中国70多年的经济建设史蕴藏着中国式经济现代化的历史逻辑，挖掘、总结与提炼其历史逻辑是当代经济史学者的重要任务之一。

　　三是以历史眼光研究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历史逻辑。对于经济高质量发展、双循环新发展格局的研究，并非研究现实经济问题的学者的专属题目。因为如果离开新中国经济70多年的发展历程来讨论这些问题，势必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四是从发展与安全的关系分析中国的工业化道路，特别要从保障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新视角，研究中国工业化的经验与不足。

　　五是从中华文明的五大突出特征特别是连续性特征，研究新中国经济70多年的发展道路。这是新的研究课题，可拓展的空间很大。

　　六是关注重要时间节点的重大问题。例如，2024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5周年，2025年是“一五”计划正式公布70周年，2026年是社会主义改造完成、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体制建立70周年。在这些时间节点，当代经济史研究者都应该贡献出一大批高质量的研究成果。

　　（三）创新研究方法与手段

　　当代经济史研究方法的创新途径在于学科交流与交融。历史学背景的学者要学习经济学的理论与方法，经济学背景的学者也需要学习历史学的理论与方法。既要提倡以计量分析方法开展定量研究，更要把社会学、法学、地理学、政治学等社会科学的理论方法引入当代经济史研究领域。多元融合的研究范式是当代经济史研究创新的出路。此外，还要积极利用大数据、人工智能作为科研辅助工具，创新研究手段。

　　（四）亟须推进资料收集整理工作

　　整理与运用档案资料进行研究是创新当代经济史研究的重要途径之一。受制于多种因素，查阅与利用当代经济史资料存在许多困难，但这一基础工作应该尽力推进。民间的经济史资料如乡村档案、居民收支日记等，正在陆续被挖掘出来。一些大型企业的档案资料也在整理与开发。学界要抓住机会推动资料的收集与整理，推动当代经济史研究走深走实，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为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做出应有贡献。

　　［作者简介］赵学军，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研究员、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教授、博士生导师。

　　本文发表在《当代中国史研究》2024年第2期，注释从略，引用请参考原文。